【作者简介】李小雪，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内在逻辑和实践创新”（20AMZ012）阶段成果
【摘要】土家族土司文学所反映的土司时期武陵山土家族地区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时期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所蕴含的国家意识、中华文化认同、家国情怀和开放包容精神等思想文化内涵，为解读武陵山土家族地区世代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也是土家族和中华各民族共同开疆拓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有力例证。土家族土司文学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土家族土司文学的时代价值，反映了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乃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融入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和演进逻辑，是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新发现，有助于推动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
【关键词】土家族土司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达；产生原因；价值意义
土家族土司文学是指明清土司时期，地处武陵山的土家族土司家族创作的大量诗文作品。在明清土司制度期间，土家族土司文学异军突起，标志着土家族深度融入中华文化，在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对土家族地区文化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对土家族人民社会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土家族土司文学呈现家族性、共同性、开放性等鲜明特征1.以湘西永顺彭氏、鄂西南容美田氏、渝东南酉阳冉氏和石砫马氏四土司为代表的四大土司文学家族元朝在武陵山地区开始实行土司制度，在湘西北设立永顺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今保靖县），在渝东南设立沿边溪洞（今酉阳、秀山一带）军民宣慰司、石砫安抚司，鄂西南设立了容美等3个宣慰司、7个宣抚司、6个安抚司。明朝永乐定制后，在整个武陵地区共设置了59个土司，包括2个宣慰司、6个宣抚司、10个安抚司、3个土州、33个长官司和5个蛮夷长官司。清朝基本上沿袭明制，对相继归附的土家族土司以原官授之。湘西永顺彭氏、鄂西南容美田氏、渝东南酉阳冉氏和石砫马氏四土司从元到明清不断发展壮大，且文武兼备，以武建功，以文显名，为土家族土司四大文学家族（见表1），正是“明代文坛，一个显著现象就是文学家族作为聚合力量开展文学创作活动，白族、纳西族、土家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中涌现了大量用汉文创作的诗文作家，形成了家族式创作的少数民族创作群”现象的一个有力支撑。酉阳冉氏土司家族有作家8人，留有作品有诗集1部、诗73首、词9首。冉舜臣、冉仪、冉御龙、冉永涵均著有诗集或文集，已散佚，冉天育著有《詹詹言集》，含词、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等。冉天育、冉奇鏕留有作品较多，冉天育有诗词24首《碧津桥客窗醉后》《出山海关》等，词7首《玉楼春·春怨》《满庭芳· 新秋》等，冉奇鏕有诗30首《军中夜坐》 《游二酉洞》等，诗集 《玉楼诗卷》《拥翠诗集》失传。石砫马氏土司家族有作家6人，共留有诗7首，马宗大有诗3首《咏藏经寺玉皇殿僧舍美人蕉》《游西峰寺》《九日登西山》，马光仁有诗2首《乾隆戌寅咏仙崖古迹》《和王萦绪赏二所亭梅花诗》，马孔昭有诗1首《题城东夏月纳凉地云荇山庄锦边莲》，马宗训诗1首《题侍良马洪虞墓》。永顺彭氏土司有作家4人，留诗9首、词2首。彭明道著有诗1题3首 《白山石刻竹》，诗集《逃世逸史》已经遗失，彭世麒诗1首《爽岩洞石刻》，彭世麟诗2首《观音阁钟铭》《游爽岩洞》，彭元锦诗2首《铜炉铭》《铜钟铭》。容美田氏土司作家有6代9人，出有诗集11部，诗歌974首。容美土司研究最新成果《田氏一家言增补本》将新发现的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天启七年（1627）的木刻版《田子寿诗集》和《田国华诗集》中的田子寿、田国华诗增补进《田氏一家言》，共得诗词974首，比《田氏一家言》523首增加了451首。在《田氏一家言增补本》中，田九龄有诗集《田子寿诗集》8卷，《紫芝亭诗集》2卷，诗535首；田宗文有诗集《田国华诗集》1卷、《楚骚馆诗集》1卷，诗125首；田玄有诗集《秀碧堂诗集》诗22首；田圭有诗集《田信夫诗集》诗44首；田霈霖有诗集《镜池阁诗集》诗13首；田既霖有诗集《止止堂诗集》诗14首；田甘霖有诗集《敬简堂诗集》诗176、词8阕；田商霖有诗集《田珠涛诗集》诗22首；田舜年有诗集《白鹿堂诗集》诗13首、词2阕，编辑《田氏一家言》。容美田氏留存诗歌数量蔚为壮观，位列四大家族之首，在我国少数民族土司文学家族中也是少见的。“勃兴于元末至明清土司制度的中后期，其间酉阳冉氏诗人群、永顺彭氏诗人群、石砫马氏诗人群等都有可圈可点的篇章，但从垂名之众，传世作品之本及规模效应之大等方面看，容美土司田氏诗人群的创作无疑居于更为引人注目的地位”。四大土司文学家族作品还有一定数量的文、游记、奏疏、铭、志、族谱等。酉阳土司有文2篇、书1篇、铭3篇：冉舜臣有文2篇《飞来山记》《留霞洞记》，冉仪有铭3篇《铜鼓铭》《霞钟寺钟铭》《崇山寺钟铭》，文2篇；冉奇鏕有书1篇《与沛生叔书》。彭世麒《永顺宣慰司志》是四大文学家族中唯一的一部志书，开创了编纂永顺地方志书的先例。石砫土司有文3篇、疏2篇、族谱2部：秦良玉有文1篇《固守石砫檄文》、疏2篇《上熹宗疏》《渝城警变疏》，马宗大文1篇《显英王庙记》，马光仁文1篇《太保祠汇刻名诗碑记》，马孔昭族谱1部《马氏族谱》，马宗训编修宗谱1部。容美土司家族有文2卷、奏疏（折）8篇、游记4篇、传记3篇、碑文4篇，如田甘霖有奏疏1篇《边臣倡议奏疏》（康熙元年）；田舜年有疏2篇《披陈忠赤书》（康熙二十年）《恭报颁到印信疏》（康熙二十年一年），游记3篇《情田洞记》《屏山万全洞记》《万人洞记》，传纪3篇《五峰安抚司列传》《石梁安抚司列传》《水尽安抚司列传》，碑文3篇《百顺桥》《九环坡碑文》《新改荒路记》，日记1篇《进京日记》，其他2篇《请诰封》（康熙二十年七年）、《谢陛见》（康熙二十年九年）；田旻如有奏折5篇，分别是雍正七年六月二十日、雍正八年正月初二日、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4篇《田旻如奏》和《田旻如奏请赏赐御翎折》（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游记1篇《丕承堂宝善楼记》，碑文1篇《永远常住碑记》（康熙二十年一年）。这一部分纪实性的文章，笔法简练，直陈观点，直抒胸臆，具有史料价值，与诗歌相映衬，为我们了解土司作家心理及土司社会风貌的拓展了空间。四大文学家族作品以诗歌为主，热衷以文会友、以文交友，诗歌中与天下名士唱和的占据很大的比例，表现出非常开放的文化心态（见表2）。酉阳家族留存的81首诗歌中唱酬寄答诗21首，石砫家族留存的8首诗中唱酬寄答诗3首，容美家族留下了大量唱酬寄答诗，《田氏一家言》523首诗歌中唱酬寄答诗歌213首，《田氏一言增补本》974首诗中，唱酬寄答诗歌达到573首，其中田九龄535首诗歌中有280首，田宗文125首诗中有114首，田甘霖176首诗歌中有117首。尤其是拜文坛领袖、朝廷士大夫、中原名士大儒为师潜心向学，如王阳明、文安之、严守升、王世贞、蒋玉渊、吴国伦、孙斯忆、孔尚任、顾彩、王萦绪等，对四大家族的诗文创作和思想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王阳明、湛若水赞永顺土司诗、王阳明与徐阶为彭冀南作墓志铭、顾彩游历容美而作的《容美纪游》等诗文作品，反映了双向交往互动的广度、深度。从元明清中央王朝实行土司制度，到清雍正年间实施改土归流，土家族土司接受朝廷任命、服从中央王朝的统治，履行征调、朝贡义务，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增强，凡几百年间，土司服从朝廷调遣，参加援辽、抗倭、平叛、讨贼，忠实执行朝廷推行的政策，主动积极学习汉文，吸收中华文化营养，表现出了积极的文化心态和强烈的国家意识（见表3）。土司司主的身份以及多次为国征战的经历，决定了在他们的诗文拥有一种超出个人和家族利益的深沉的家国情怀， “当令身许国”“男儿死国当生还”，鲜明表达了土家族土司精忠报国、维护国家统一、江山稳固豪情。在文化心理上，表现为土司作家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尊崇儒家思想拜汉族大儒为师，谦恭地与天下名士交往，积极兴办学校学习汉文化、创作诗文。“田州叛，上命阳明公率师征之。得轩与君适，以师隶帐下，日与太守人士更出迭入，讲明良知之学，盖日闻所未闻矣。”彭宗舜墓志铭记载了永顺土司彭世麒、彭明辅、彭宗舜祖孙三代人参加王阳明直接指挥平南赣、定两广两次征战中与王阳明结下深厚友谊而师从王阳明门下这段极为重要的经历。彭南冀亦潜心学习王阳明“心学”，拜众多心学大师为师，大明内阁首辅徐阶为他所写的墓志铭中就说：“资如东廓、念庵、则远、宗之、道林、华峰，皆及门受学。刊阳明《遵诲》诸集以思贤，修《司志》《家谱》诸书以传后。”永顺土司文学家族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尊崇可见一斑。“弟舜年荒徼武夫，见闻寡陋，尝愿得交海内大君子，而惠顾者寥寥。先生华国凤麟，顾乃不远千里崎岖来赍，辱赐佳作，何以克当。今差员奉迎，幸即慨移玉趾是望”。田舜年得知文学家顾彩有意赴容美，捎信遣使去几百里之外迎接，表达出结交文人大家、融入主流文化的诚恳迫切之心。同处在相同政治制度下、相似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四大文学家族文学创作呈现出以上共同的特点，但由于家族传统、土司个人才智等方面因素也使得四大家族存在一定差异性。容美田氏土司“诗风传家”尤为突出，6代9人，代代相传至末代土司，在四大家族首屈一指，在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史上也不多见；永顺彭氏土司家族文学成就较高的几位土司集中在明弘治到万历百余年间，英勇善战的永顺土司在战场上与大儒王阳明结缘，其忠义爱国、卓著的战功可视为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实践，在精神层面高于其他家族；在对待改土归流的态度上，容美最后一任土司田旻如没有像自己的祖上、也不如同时代的其他三大家族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尽管如此，土家族土司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是历史的主流，并已成为土家族共同的稳固民族心理，并影响至今。（二）土家族土司文学蕴含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鲜明主旨四大土司家族诗文作品有一个宏大的主旨贯穿其中，即当代话语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表现为尊从儒家思想、主动学习汉文化，服从调遣、忠君爱国的国家意识，御敌平叛、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主动融入、广泛交往、包容接纳的开放精神。元明清中央王朝学儒尊孔，推行以儒法治国。四大土司家族响应朝廷号召，兴儒学、办教育，主动学习汉语，接受儒家思想、儒家学说。经过明初到明中期一百多年的儒学浸润，约在1550年至1560年之间，田九龄首开容美土司诗风，与此同时，酉阳冉氏诗人群、永顺彭氏诗人群、石纉马氏诗人群诞生，创造了一个文化奇迹，“结束了土家族没有文人文学、民间文学是唯一表现形式的现状”。众所周知，世居祖国内陆腹地的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司家族子弟能熟练掌握运用汉语言进行文学创作，表明在中央王朝文教政策推动下，土家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土家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诗文创作尊经典法唐宋。明清文坛众多流派中，以容美土司为代表的土司诗人与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吴国伦等交往密切，“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对土司诗人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创作理念上，土司诗人并未只受某一个文学流派影响，而是师法中华文化经典，从这点看，土司作家们创作上成熟而非盲目模仿。他们追求“魏晋风骨”“文起屈宋”“诗效陶李”，对汉文化拜膜和景仰，极其谦恭。田九龄和田宗文叔侄以“大小阮”相称，“竹林七贤”洒脱超然的生活态度成为他们远离家族内部权利争斗而寓居他乡、游历江湖的精神滋养；彭明道著有诗集《逃世逸史》，“工诗画，不慕荣利，隐居白竹山，超然物外，有魏晋名士之遗风”，田宗文把澧州居所起名“离骚草堂”，把诗集题名《楚骚馆诗集》，作《过三闾祠有感》等凭吊屈原诗5首；“羡尔离骚胜事并，涉江遥诵卜居城。芙蓉华集为裳句，兰芷香沉结佩名……”田九龄《寄题国华侄离骚草堂》中多处引用《离骚》典故，可见对屈原诗歌的谙熟，《采石怀李白》7首表达对李白仰慕。田甘霖《选佛场诗选四》其四首句“禅心不肯与泥同”，化用了杜甫“先拼一饮醉如泥”“拼将一醉与泥同”等诗句，体现对杜甫诗歌的学习。土司作家数次征调援辽抗倭、征战边关，有着一般文人墨客不具有的生命体验，他们效仿唐代边塞诗创作了一批雄健豪迈的边塞诗风的作品。冉天育《从征左经阵亡处举酒酹之》“日惨更风号，千军血一刀。黄沙平地起，白骨比山高。国帅生为戮，健儿死亦豪。裹尸何所处，薄奠借村醪。”可以看见对王昌龄《塞下曲 饮马渡秋水》“饮马水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义气高。黄尘足古今，白骨乱蓬蒿”的从意象到格调的模仿。田九龄《凉州曲》《出塞曲》“美酒春浓琥珀流，葡萄莫谩羡凉州”“笛声吹落关山月，多少征夫泪并挥”是对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和王昌龄的《从军行》“更吹羌笛关山月，无边金闺万里愁”直接借用。武陵山区山水田园为土司诗人提供了创作源泉。他们寄情山水的诗章，有陶渊明诗的恬淡超脱和王维与孟浩然诗的清丽空灵，如冉天章《题仙人洞》“花自无拘开又落，云如有约去还来。谁能静习长生术，向此烧丹扫绿台”，田九龄《山居》“独步南山下，东篱菊几支”，田圭《山居》（二）“有酒常自酌，宛若古陶家”，田舜年《山居》“带影寻溪上，闲心数咏鱼。远藤充几丈，第石伴读书”。对田玄的《秋兴》，严首升评价说“有王孟遗响”。酉阳土司多人同题咏《大酉洞》，也可以看到对山水田园诗的学习借鉴。屈原之离骚，李杜之唐诗，到今天依然是中华文化的高峰，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和符号。对儒家思想遵从、汉唐诗歌的模仿，土司作家们以对中华经典的敬畏与文化自觉，推动土司文学在明清文坛崛起，极大促进汉文化在武陵山土家族地区的影响，为改土归流后的文化大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个特定的角度和层面显示整个中华文化融汇整合的轨迹”，成为文化融合的一个典范。潘岳认为“中华民族融合中还充满着深沉的情感”“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地构建”，此观点在土司文学作品中得到很好地印证，中华民族大一统已成为土家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并充满深沉的情感。服从征调，抗倭援辽。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患严重，四大土司多次奉调开赴东南沿海抗倭。嘉靖三十四年（1555），刚袭永顺宣慰使的彭翼南奉旨率3000土兵、致仕宣慰彭明辅率2000精兵开赴浙江，与保靖土司、容美土司在王江泾杀倭1900人，夺取了明朝抗倭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获得朝廷“东南战功第一”嘉奖。嘉靖三十五年（1556），容美土司田九霄领兵赴浙江乘县，自曹娥江发起攻势，杀倭580余人，首战告捷。在抵御后金南侵的历史中土家族土司也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万历四十一年（1613）到奉昌元年（1620）年间，石砫土司秦良玉、酉阳土司冉跃龙、永顺土司彭元锦、容美土司田世爵和田九霄、保靖土司彭象乾奉调北上援辽，大战后金。天启元年，浑河血战，秦良玉自统3000精兵赴之。兵部尚书张鹤鸣言，“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个人、本民族的命运与国家、朝廷紧紧地连在一起，家国情怀也就成为了土司诗人的精神底色。万历四十七年（1619），冉天育随叔冉跃龙、冉人龙等率军援辽，有感而作《出山海关》《从征辽佐经阵亡将士处举杯酹之》《过鸭绿江》《归途口占》《酬蓟州陈梅泉指挥来韵襄共事辽左》《出征感怀二首》和《辽旋舟次广陵饮朱子宜苏宅时令第文鼎孝廉北上》等系列诗歌，表达诗人“警报频闻休细问，男儿死国当生还”“戎马驱驰万里征”“一丛提剑扫狼烟，功在西南半边天”的报国情怀。“大将龙驹掣电开，牙旗高拥白登台。前军未出飞狐道，已报先平虎穴回”（田九龄《从军行》五首，其一），“为阅边疆玉帐开，万山云壑绕军台”（冉元《阅边二次边息宁姑》），“匣吼青萍斗气横，男儿何日事长征”（冉奇鏕《军中夜坐》），描绘了挥师疆场的场景。田宗文虽然没有同六叔田九龄一样随祖父田世爵出征抗辽，但其《出塞曲》“转战但能摧逆虏，论功何必话封侯”“长驱直到燕支下，夺取祁连入汉图”同样体现了捍卫国家疆土、渴望建功立业是土家族土司子弟的共同理想。朝廷任命的臣子、地方统治者、带兵抵御外族的将帅、诗人四重身份使土司军旅诗作散发出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魅力——深沉的家国情怀，无惧生死、雄健豪迈的英雄气质，为土司家族诗歌赋予了高昂的精神格调。家国情怀在土司们的纪实性的文章中有直接抒发。秦良玉的《固守石砫檄文》铿锵有力、回肠荡气，“本使一弱女子而蒙甲胄者垂三十年，上感朝廷知遇之恩，涓埃未报；下赖将士推戴之力，思其功名。石砫存于存，石砫亡与亡，此本使之志也！抑亦封疆之责也。”有如此之大格局、大情怀，后世对她如何赞美都不为过。忠君爱国，顺应时代潮流。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中，忠君与爱国是分不开的，君臣情感体现家国情感。甲申国变，明清更替，甲申除夕夜，田玄与长子田霈霖、次子田既霖、三子田甘霖父子4人共作《感怀》40首被视为土家族土司忠君爱国的代表性案例。40首感怀诗，真实地表达了土司诗人在特殊历史时刻内心的百感交集，有失去故主的悲吟，也有对家国命运的思考和期许。田玄他在《甲申除夕感怀》有序中言：“岁运趋于维新，老人每多感怀。余受先帝宠锡，实为边臣……悲感前事，呜咽成诗”。文铁庵评“慷慨悲歌，珠玑于一门，三复诸作，一往情深”。“山河愁世改，带励想恩深。离骚聊自展，一读一悲吟。”（田霈霖《感怀》九），在表达失主之悲的同时，也流露出内心的期许，“心事期何许，春风赤刺人。梅花随绿意，淡淡若为新。”（田霈霖《感怀》十）“不堪过夜半，春事又重新。”（田既霖《感怀》十）“相对看山色，还随节序新。”（田甘霖在《感怀》十）“来朝真面目，另是一番新。”（田玄《感怀》十）山河依旧，新的春天依然会到来，土家族土司选择了对历史潮流的顺应。后来，在改土归流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除容美土司与湖广总督发生小的武装冲突以外，土家族土司都基本上选择了顺应和服从，雍正五年至十三年（1727-1735），武陵山土家族土司（除石砫土司为乾隆二十二年外）全部在较短时期内完成改土归流。田舜年编辑《田氏一家言》的卓越文化成就和两次被康熙皇帝召见特殊政治待遇，是土家族土司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少数民族土司效忠中央王朝的又一例证。其《披陈忠赤书》写到：“在臣父子，世受国恩，衔接图报，义不容辞……吴逆叛祖，臣愤裂五内，誓盟天日，志切捐躯”。其字数不足300字的《进京日记》，简略生动地记述了走出领地屏山一路向东然后北上至京城觐见康熙帝历程，极具史料价值：“康熙廿八年（1690）十月初一日，束装北上……十五日抵省，谒湖广督府丁施孔，极其隆遇……十月二十二日，自汉口起程，行程十五天。冬月初七，过黄河。一路风霜，领略颇多。冬月廿日，抵京。廿四日进朝……廿六日，午门谢恩后，礼部引自太祀殿左城门候旨，皇上小不安，不来衙门，是后待诏……十二月廿五日，衙门传旨，带病朝见于乾清门金狮子下，得送圣眷。康熙廿九年（1691）正月十五日始频赏，谢恩于午门后，复见于清门而回。二月，始回……三月初十，回屏山”。爱国情怀是土家族土司文学表达的深沉的情感，是那个时代土家族土司对家国一体的理解，亦是土家族土司诗文作家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诠释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真实写照。四大家族突破地域空间和文化局限，广交天下名士，表现出极强的开放精神。遍游荆楚湖湘渝州。四大土司家族子弟或常到各地游历，或广交天下文友。容美土司的子弟多到荆楚读书，田九龄“乃从华容孙太史学，性耽书史，喜交游，足迹遍两都，所交与唱和多当时名士，有诗文二十卷”。田宗文寓居澧州，建离骚草堂，亦从华容孙太史学习，孙师子、进士孙鹏初同他过从密切并为诗集作序。田霈霖“常率诸弟刻意向学，遨游荆、澧、湖、湘之间，与士人谈诗结社，率折节引为同社，论志讲业”。王萦绪《石砫厅志·承袭》记载，康熙年间，石砫土司舍人马斗出游渝州夔门，饱览江山形胜。《酉阳直隶州总志·人物志》记载，“华大炎，天台人。顺治初入酉，在宣慰司幕中与冉天泽交，最契”。《石砫厅志·承袭》记载其“（马）宗大……善琴操，工诗画。骚人墨客闻风云集，款洽唱酬，动累年月”。诚邀天下名士。容美家族第一位土司诗人田玄，“好善乐士，座上常满”，其子霈霖、既霖、甘霖招纳明朝士大夫，“于世各缙绅人士，公子王孙之流 ，避难容美，不可胜数”。南明政权建立后 ，包括夷陵相国文安之、黄太史、华容孙中丞、公安伍世部等在内的大批明朝遗臣即迁入鹤峰境内。文安之与容美、酉阳两司交往颇深。田玄及其弟田圭，其子霈霖、既霖、甘霖与文安之作诗赠答唱和，文安之欣然为田玄诗集《秀碧堂诗集》作序，称其诗“立德、立言、立功，古不系于世禄；同文、同伦、同轨，今凛遵于后王”。道光《补辑石砫厅志 人物》载：“甲申乙酉间，川中乱贼惮秦夫人威，不敢入石砫境。川中士大夫多避兵来石，斗与临江田华国素施、乐温黄銓部近朱、侍郎廖廻澜、魏安进士李卓花溪、乐温李开先传一、南浦陶月沙、刘桂圃、毛苌源、陶德陛、熊克起、谭各正、僧净石诸名人结社琢磨，学益进。”王鳞飞在同治刻本《酉阳直隶州总志（卷17）》中载曰“时永历已入缅甸，地尽亡，安之乃入酉阳，寓久之。”文安之对冉氏家族创作进行点评，在冉奇鏕《拥翠轩诗集序》称其将“忠爱君父之志缠绵笔端”而堪称作诗的“洵挽疆手”。田舜年力邀请严守升、蒋玉渊、顾彩等文人大夫游历容美。明太守严守升在容美寓居十年，为《田氏一家言》作序点评，撰写了《田氏世家》。蒋玉渊游历容美后称“容美山水秀丽，主人贤能”。顾彩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2月19日踏进容阳，经田舜年“再四挽留”，7月初五才离开，历时4个月16天。明清著名的戏曲家孔尚任和“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等与容美家族有重要的文化交往。田九龄与王世贞诗歌唱和5首，“后七子”另一位代表吴国伦为其诗集《田子寿诗集》作序，称其“裒然拔流俗外，而游诸名人达士间，称‘诗异’矣！”孔尚任赋诗《容美土司田舜年派遣使者投诗赞予〈桃花〉传奇，依韵却寄》以酬答田舜年，并促成好友顾彩访容美，容美在《桃花扇》写出来不久便在戏班子中演唱，成为一段文坛佳话。兼容多元文化。武陵山东连荆楚，西南连渝黔，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土家族文化自然而然打上荆楚文化、巴渝文化的烙印，在四大家族的作品中都有体现。除此之外，土司诗文作家的诗章中有不少访佛问道、与僧人道士往来的内容。如石砫土司马宗大与破山和尚交往密切，切磋诗文，作诗2首《游石峰寺》《咏藏经玉皇殿僧舍人美人蕉》，文1篇《显英王庙记》；马斗有诗作2首《仲春同黄銓部游鼓楼寺观李太白遗迹》《游三教寺》。酉阳土司冉仪写有《崇圣禅诗钟铭》，冉天育有《避暑三慧寺》，永顺土司彭世麟，在老司城观音阁钟上留钟铭。容美家族因为诗歌留存量大，故留存的访佛问道的诗也就多，根据《田氏一家言增补本》目录与内容初略统计有69首，其中田九龄40首，田宗文13首，田商霖3首，田甘霖13首。各土司与卫所也有往来。明武宗正德年间，永顺土司彭明辅曾到辰州卫学读书。明万历末年，容美宣抚田楚产施铜一千斤，为施州卫文昌祠铸大日如来佛、韦陀各一尊。二者都体现了土家族土司主动交往的开放心态。元明清中央朝廷采取“因俗而治”经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一时期土司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得到发展，朝廷对土司地区管控及土家族土司对国家的认同加强。明朝永乐定制后，土司制度更加完备，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政策，把国家权力嵌入土司社会结构之中，加强对土司的管控。一方面在土司品级、承袭、升降、废置、朝贡、征调等方面对土司的权利义务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朝廷与土司的君臣隶属关系，同时，推行文教政策以儒学教化推进文化认同。另一方面“置卫控诸蛮”和实施“土流共治”。在鄂西南设施州卫，湘西设九溪卫、永定卫、辰州卫，渝东南设黔江、平茶千户所，派军队驻扎，以对诸土司进行牵制，“九溪卫前无所沿，建始明洪武，置卫控诸蛮，拨各州县界内荒土，兴屯斋粮……设九永守备一员，坐镇九溪，永定，整饬施、归，四时操阅军士，外设安福、添平、麻寮三所、二十隘口把守，以防容美、桑植土司”。在设置卫所同时，还对诸多土司置流官吏目实施“土流共治”，据《明实录》记载，从永乐到嘉庆年间鄂西南土司有龙潭、忠峒、高罗、盘顺4个宣抚司，唐崖、目册、镇南、大旺、水尽源通塔坪、石梁下峒、石关峒7个长官司置流官吏目各1人，“永乐九年二月，置湖广容美宣抚司水尽源通塔坪、石梁下峒二长官司流官吏目各一员”，明朝廷还派儒学、教授、训导等流官管理、指导办学，清同治《来凤县志》卷三十二载：“土官之属，有同知、经历、都事、吏目、儒学、教授、训导，皆以流官为之，凡土司皆然。”“从秦汉缔造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以来，基层政权就被纳入中央派遣与管理的文官体系之中”，中华制度文明是中华大一统形成的重要力量，土司制度把土司纳入中央朝廷治理体系之中，中央集权在永乐定制后进一步强化，中华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格局得到巩固。按照中央王朝对土司的权利义务所做的规定，土家族土司服从朝廷频繁征调。《明史》载称：“永保土司，世序富强，每遇征战，辙愿荷戈为前驱”，民国《永顺县志》卷十二武备志记载，从永乐十八年到万历四十八年（1420-1620），永顺土司就先后参加了30余次大小征调，每次出兵，少则几千，多则3万。石砫土司从明洪武廿四年（1391）奉调征散毛洞起，到崇祯十六年（1643）奉调驰援夔州阻击张献忠止，共计征调13次。《唐崖覃氏族谱》记载，在明朝唐崖土司先后参加征调10多次，其中四代土司阵亡。明王朝对战功卓著的土家族土司予以褒奖，给永顺土司授予“东南战功第一”，给唐崖土司授予“荆南雄镇”牌坊等。土家族土司履行朝贡义务。从《明实录》 记载的情况看，自永乐元年（1403）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163年时间里，鄂西各土司总共朝贡358次，其中，尤其宣德年间是一个朝贡高峰，十年里朝贡达82次，年均8.2次。朝贡的队伍大到几百上千人：永顺宣慰彭源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遣其子率土官、“部长”667人进京贡马；“嘉靖七年，容美宣抚司、龙潭安抚司每朝贡率领千人，所过扰害，凤阳巡抚唐龙以闻。”永顺、酉阳土司还多次献大木，永顺彭氏土司献大木达700余根， “十年，致仕宣慰彭世麒献大木三十，次者二百，亲督运至京，子明辅所进如之。赐敕褒谕，赏进奏人钞千贯。十三年，世麒献大楠木四百七十，子明辅亦进大木备营建。诏世麒升都指挥使，赏蟒衣三袭，仍致仕；明辅授正三品散官，赏飞鱼服三袭，赐敕奖励，仍令镇巡官宴劳之。”酉阳土司曾在正德八年、嘉靖二十年、万历十七年三次献大木，“万历十七年，宣抚冉维屏献大木二十，价逾三千，当照例给服色。工部议，应加从三品服以为士官输诚之劝，从之。”容美土司田世爵也在嘉靖三十四年献大木五十根，备承天公所备用。征调、朝贡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密切土司与朝廷联系，在朝廷和土司的双向互动中促进家国一体构建。土家族地区土司、土官、土民在参加维护国家完整统一的军事活动和履行朝贡义务的政治活动中，获得了朝廷给予了嘉奖和丰厚的“回赐”，体会到家国一体，命运与共。土司制度实施，土家族土司地区呈现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体现了中央朝廷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略的成效，也为土司文学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在“蛮不出境”政策下，“朝贡”成为土家族土司地区与中原交往的最重要的方式。由于朝廷对土司“朝贡”的“回赐”往往超过贡物，刺激土司朝贡的热情，朝贡成为促进土司与汉族地区的商业贸易日渐兴旺重要因素，容美宣慰司的“中府”已是 “百货俱集，肆典铺无不有之。”嘉靖《贵州通志》卷二记载“夷汉不问远近，各负货聚场贸易”。伴随大量汉人进入、卫所汉兵屯军屯田，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如农具铁犁、铁耙和筒车提水灌溉技术等传入，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纺织印染为主的手工业及矿产资源开采得到发展，“明清之际，今渝东南民族地区，平坝、谷地、丘陵普遍种地、开田，使用牛耕，引水灌田，农作物品种不断增多，已普遍种植稻谷、小谷、荞麦、高粱、豆、菜、果等。”清康熙年间容美、酉阳开矿采铜，冶炼技术有了提高。而彼时四大土司文学家族实力大增，《桑植县志》载：“永顺、保靖、桑植、容美为四大土司，而容美最强”。清雍正皇帝认为“楚蜀各土司中，唯容美最为富强”。明王朝在武陵山土家族地区强制性推行儒学教育，以“用华变夷”，达到教化目的。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下令“诸土司皆立儒学”，强令土司、土官及其子弟学习汉文化；弘治十六年（1503），明孝宗诏令：“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清文献通考》卷七十记载雍正朝规定：先令熟悉子弟来学，日与汉童相处，宣读圣谕广训，俟熟悉后，再令诵读诗书。以六年为期，如果教育有成，塾师准作贡生。三年无成，读生发回，别择文行兼优之士。”明朝把推行儒学与土司的直接政治利益捆绑，更具强制力。强制性政策加上自身利益考量，土家族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逐渐兴起。各土司先后设立县学、卫学或自办义学、私塾等各类学校，供土家族上层子弟就近入学。四大文学家族中酉阳土司家族最早办学校，“明永乐三年（1405），土司冉兴邦办司学，万历三十三年（1605），冉跃龙袭宣抚使职，首建‘庠宇’（学校），土司和冉氏子弟入学读书”。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中写到：酉阳于“永乐中改隶重庆府，建立学校，俾建华习，三年入觐，十年大造，略比诸郡县。”酉阳早兴文教，也吸引周边的土司去就学，永顺土司彭元锦、保靖土司彭象乾都曾到到酉阳读书，彭元锦袭土司后，在万历十五年（1587）在老司城建起了若云书院，聘请樊子珍、张天佑为教谕。自元至清雍正朝，渝东土司地区明确要求土司及其子弟学习汉文化，《马氏族谱·马宗大传》记载：“雍正间，（马宗大）承袭宣慰司职……乃建学校，延诗儒，教子侄及民间俊秀”，结束了“石砫土司时期，无书院，仅有私塾”的局面。各土司、土官及其子弟还前往外地求学，田舜年把儿子送到京师国子监和荆州府学习。兴办教育，使得土司家族子弟汉文化水平极大提高，“汉文化极大改变了土家族地区的文化风貌，土司子弟读汉家经典，并能从事学创作。”“容美土司田舜年苦读经史，对汉史籍‘芟繁摘要，考误析疑，编辑史略，二十一朝’。撰写了《二十一史补遗》，对历史上许多问题饶有所发，互有商榷。可惜这些著述没有保存下来”。儒家思想文化浸润熏陶，提升了诸土司治理能力。土司时期，土家族土司采用结盟会盟方式巩固与周边邻近土司关系和化解仇恨，顾彩在《容美纪游》中记叙了容美与保靖土司约盟之事：“（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有保靖司彭宣慰（名虹），差干办舍人余星赍书市来约盟，君命晒如率诸舒把与之登坛行歃血礼，请余为之载书。书曰：‘维我二邦，恭膺帝命，来守屏藩，祖宗以来，世为姻好，同寅协恭，不侵不叛。’”桑植土司和容美土司为世仇，为使两司和好，两司会盟于桑植境内大岩屋（在今五道水），留下“山高水长”“忆斯万年”石碑。石刻碑是桑、容两司化敌为友的见证，碑文“山高水长”“忆斯万年”体现出的文化底蕴，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土司时期文教政策的效力。明清政府沿袭科举制度，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科举考试。康熙四十四年（1705）九月，兵部议复：湖广南北各土司子弟中，有读书能文者，注入民籍，一同考试。科举制度以及照顾政策激发了土司家族参加科举考试入世的热情。《补辑石砫厅志·学校》记载：“国朝康熙间每考入一名，至雍正间宣慰马宗大振兴文教，每考入六名。乾隆初入七名。”酉阳土司培养出冉氏秀才、举人、进士，明万历年秀山杨氏土司考中2个举人——万历举人杨通沾曾从征水西有功被授柏杨营总兵，万历举人杨慷曾任宜章、淳化县令及籣州知州。容美家族亦重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田甘霖少年时勤于学，攻举子业，20岁补长阳博士弟子员，30岁入楚闱；田舜年青年时就读荆州，屡试不第，但后来为子孙专门聘请科举考试老师，“次荆郡庠生钟南英，其十二郎君举业师也……岳郡庠生祝九如，其孙图南业师也”。科举考试不利，但田氏家族始终保持刻意向学、重教重文传统，田霈在霖隆武二年（1646）承袭司职，就明示耻以武弁自居。科举取士的门没有打开，文学殿堂却向容美诗人敞开了窗，容美田氏家族诗风传家，留下大量的诗文作品，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汉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土司子弟“走出去”融入主流社会和“请进来”开展文化活动的前提。包容接纳南明、川中避乱缙绅士大夫，频繁举办文化活动，谈诗观戏，编诗集，写诗评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交流互动方式。顾彩在《容美纪游》写到容美每月初二、十六举诗会，他是主盟；在指点诗歌创作活动的同时，给予田舜年政治、治理方面点化，比如关于“得胜桥”名由来，“余问所以名桥。君曰：‘是年，桑植寇至，余以四十八人破其数千之众，故得胜志之。’余曰：‘小矣，且桑植婚姻也，胜之不可为功。夷考是年适值皇上征葛尔丹得胜，普天同庆，以是名之，见不忘君父之义，不亦大乎？’君喜曰：‘吾固不至此，先生教我多矣，此义是也。’”可见，文人士大夫的指点提携，对土家族土司文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近200年的土家族土司文学史就是一部土家族地区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荆楚文化、巴渝文化以及佛道教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一方面，双向、多向的互动交往，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汇聚融合，容美、酉阳两地成为区域文化中心。另一方面，朝廷士大夫以及后世对土家族土司忠义爱国之精神褒奖，甚至可以称之为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是广泛的文化互动的成果，如后世多人作诗、编剧赞美石砫土司秦良玉的“秦良玉现象”；赞美永顺土司的“彭宣慰现象”，明首辅徐阶和明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阳明为英年早逝的彭南翼写墓志铭，王阳明诗赞彭宗舜曰：“嗟尔彭宗舜，少年多战功。从亲心已孝，报国意弥忠”，与王阳明齐名的大儒湛若水为永顺彭宣慰题《天章阁》《清心亭》《四贤堂》《征边录》4首，赞“千古贤宣慰”。宗教作为社会历史现象，自然会对所处的社会产生影响。“土家族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善于学习的民族，而明清又是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儒释道三教调和，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土家族不可避免的受到三教影响，土司家族文人周流三教，取其所需”。佛道教在唐代以前已经进入土家族地区，诸土司游寺观访佛问道、建造寺庙，石砫土司马黻“因时信佛，多造寺宇”。土司家族接受佛道教影响、诗歌吸取佛道教文化营养，也是我国宗教中国化、不断适应所处社会的反映，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土家族土司文学中蕴含鲜明的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家国情怀和开放包容精神等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内涵，表明土家族土司有着深沉的中华文化、国家认同情感。武陵山地区有着深厚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土家族土司文学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土司文学的时代价值的挖掘和提炼，是笔者在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新发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择土司文学这一文化现象，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习近平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思想，通过对历史文献梳理、研究，探寻土家族土司文学这一文化现象所蕴含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包容开放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产生原因，以期从土司制度下土家族文学产生发展的过程揭示在强大的国家力量推动下土家族深度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土家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和脉络，为解读武陵山土家族地区世代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新的历史依据，为土家族和中华各民族共同开疆拓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提供有力例证。这种通过一个历史断面（土司时期）和聚焦一个文化现象（土司文学）研究、提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是对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深化。同时，深入挖掘土家族土司文学蕴含的精神价值，对当下如何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护利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参考价值。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任务，土家族土司文学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部分，所体现的国家意识、家国情怀、文化认同、开放包容精神是武陵山地区土家、苗、汉、侗等各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精神标识。近代以来，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同胞赓续爱国主义的精神血脉，为抵御外敌、建立新中国前赴后继、抛洒热血，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脱贫攻坚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全域脱贫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土司文学体现精神价值赋予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它与革命战争中凝结成的红色精神为武陵山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滋养。南剧《唐崖土司夫人》、京剧《秦良玉》、大型山水实景剧《土王出山》等反映土家族土司忠勇爱国精神的精品力作，发挥了文学作品构建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用。土司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可以助推保护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体验基地、研学基地，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土家族土司文学反映的武陵山地区土司时期广泛交往交流与文化互鉴融合，充分证明中华民族自古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具有强大凝聚力，证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基础和路径，也为今天推进各民族在空间、社会心理等方面互嵌式发展提供了借鉴。树立更开放的意识，加大土家族地区和东西部地区经济、人文交流互动，通过旅游促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工程，推动旅游产业为高质量发展赋能，打造永顺老司城、唐崖土司遗址世界文化遗产主题旅游、研学线路，在咸丰唐崖、永顺老司城、酉阳桃花源、鹤峰屏山等土司文化主要景区，设立土家族传统手工艺、民俗体验馆，吸引海内外游客、广大青少年旅游研学，从土家族文化中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多彩与魅力，通过土司文化了解元明清土司时期历史是土家族融入中华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推动恩施、湘西2个全国民族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以及恩施州8个县市、长阳、五峰、石柱和酉阳12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升级版，把武陵山地区建成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示范区。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